纽约时报：中国人工智能赶超美国不是梦话

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的多核处理器，为中国设计。这台新超级计算机被认为是中国开始推动创新的广泛行动的一部分。

被特朗普总统留下来担任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的资深国防官员罗伯特·O·沃克(Robert O. Work)称它们是他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伙计”。这个轻松的称谓下是严肃的任务：这些伙计类似于一个橱柜，在沃克寻求通过把人工智能引入战场来重塑战争时为他提供建议。

去年，他问，“那么，你们这些家伙是AI领域最智能的，对吧？”

不是，它们告诉他，“最聪明的在Facebook和谷歌(Google)，”沃克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现在，它们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在被广泛视为下一代战争关键因素的这项技术上，美国不再占据战略垄断地位。

在五角大楼正酝酿把AI引入军队的计划时，中国的研究人员也正在这个新兴科技领域大步前进。这种转变反映在了中国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出人意料的商业发展中。

比如在去年，微软(Microsoft)的研究人员宣布该公司开发出的软件，具备了能够与人类匹敌的语音理解能力。

尽管他们夸耀超过了美国国内的竞争对手，但著名的AI研究人员、中国网络服务公司百度的硅谷实验室负责人温和地奚落了微软，指出百度两年前就在中文上达到了类似的准确度。

简而言之，这是美国在开始实施一项新的军事战略之际面临的挑战。该战略正是基于美国继续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这类技术上占据优势这个假设。

去年，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的国防部长阿什顿·B·卡特(Ashton B. Carter)首次宣布了这个名为“第三个抵消”(Third Offset)的战略。它提供了一个在面对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重新兴起时保持军事优势的方案。

进入60年代后，美国凭借在核武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占据了军事优势。到了70年代，在计算机芯片等全新硅谷技术的基础上，这种为人所知的领先地位转移到了智能武器领域。现在，美国领导人计划通过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和自动控制武器来保持这种军事优势。

但全球科技均势正在发生变化。从50年代到80年代，美国谨慎地保护着自己的优势。它在计算机和材料科学技术领域走在全球的前列，通过军事机密和出口控制小心地保持着自己的领导地位。

80年代末，廉价且普遍可获得的微芯片的出现颠覆了五角大楼控制技术进步的能力。现如今的新技术越来越多地出自消费类电子企业，而非军方和先进的企业实验室的扩散效应。简而言之，一些公司既生产速度最快的计算机，也生产放在圣诞树下面的产品。

随着消费类电子产品制造转移至亚洲，中国的公司和政府的实验室都对人工智能大举投资。

上月，当微软资深的人工智能专家陆奇离开微软，出任百度首席运营官时，再次突显了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陆奇将负责该公司成为全球AI领导者的宏伟计划。

去年，开发出了Facebook的竞争对手、移动应用微信的腾讯公司成立了一个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并开始投资美国的AI公司。

中国进步迅速，使美国的军事战略专家和科技专家围绕中国究竟只是在模仿进步，还是在进行很快便会在该领域超过美国的独立创新展开了一场争论。

“中国领导人正在越来越多地思考如何确保自己在下一波科技浪潮中具备竞争力，”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新兴技术和国家安全问题专家亚当·谢加尔(Adam Segal)说。

8月，官方报纸《中国日报》报道称中国已开始研发具备“高水平”人工智能的巡航导弹系统。新系统似乎是对美国海军为了抗衡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日渐增加的军事影响力，预计在2018年部署的一种导弹的回应。

该导弹被称作远程反舰导弹，或LRASM。对它的描述是“半自动”武器。据五角大楼称，这意味着尽管攻击目标由士兵人为选取，但导弹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避开防御，并做出最终的确定攻击目标决定。

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海军研究生院(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的军事战略专家约翰·阿尔奎拉(John Arquilla)说，中国的新武器体现了一种名为“远程战”的战略。该战略的理念是，通过打造由部署导弹的小型船只组成的大舰队，来攻击配备更大船只的敌人，如航母。

11月，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罗伯特·O·沃克（左）、前国家情报总监小詹姆斯·R·克拉珀（中）和负责情报工作的副国防部长马塞尔·莱特雷。沃克正在努力把人工智能引入战场。11月，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罗伯特·O·沃克（左）、前国家情报总监小詹姆斯·R·克拉珀（中）和负责情报工作的副国防部长马塞尔·莱特雷。沃克正在努力把人工智能引入战场。

“他们发明机器时更有创意，”他说。“少量自动化就能让那些机器得到巨大的提升。”

在美国，中国会不会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上迅速赶上美国这个问题被热烈讨论，各方分歧严重。

百度首席科学家吴恩达(Andrew Ng)称，美国可能有些过于目光短浅和自信，理解不了中国竞争的速度。

“很多时候，中国和其他地方都在同时发明某样东西，或是先在中国发明出来了，后来传到了海外，”他说。“但美国媒体只报道美国的版本。这导致外界误以为那些想法是现在美国发明出来的。”

科大讯飞就是中国的进步在美国基本未获报道的一个重要例子。这家人工智能公司侧重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理解，在多项国际语音合成和中英文文本互译比赛中获奖。

该公司自称正在与科技部合作，研发一款“人形应答机器人”。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则表示，该公司在监控技术的研发上同政府关系密切。

“我们的目标是在不久的将来让它去参加高考，被重点大学录取，”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说。

相比于美国和欧洲的人工智能研发人员，中国科技工作者的速度值得关注。去年4月，为了创建一个自动驾驶汽车公司，时任英特尔(Intel)中国研究院院长的吴甘沙离职，并开始组建一个由来自英特尔和谷歌的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上月，这家名为驭势科技(Uisee Technology)的公司在工作近九个月后便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在拉斯维加斯的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International 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上进行了概念车的展示。

“在我们的汽车上的AI技术，包括机器视觉、传感器融合、计划与控制，全都是自家开发，”吴甘沙说。“每一行代码都是我们自己写的。”

他们的第一款车面向的是大学和企业园区这样的受控环境，最终的目标是设计一个共享的自动出租车队。

美国对中国的发展也许正在建立新的认识。去年10月，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白宫报告有多个脚注提到，中国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学者。

然而一些科学家说，学术论文的数量对我们了解创新状况并没有太多帮助。而且有迹象表明，中国只是最近才开始将AI列为其军事系统的一个重点。

“我认为中国在AI系统上绝对是在进步的，但跟美国还差得很远，”新德里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海军武器分析师、曾在印度军方任职的阿皮季德·辛格(Abhijit Singh)说。

在中国亲身参与了人工智能工作的中国研究人员却有着不同看法。

“中国论文作者是AI领域的一股强大力量，并且他们的地位在过去五年有大幅提高，这一点毋庸置疑，”台湾出生的人工智能研究者李开复说，他曾在微软和谷歌的中国研究实验室的创建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李开复如今是一名风险投资者，在中国和美国都有投资项目，他承认美国依然是全球领导者，但他相信，两者之间的距离已经大幅缩小了。他的公司创新工场最近在美国和中国的人工智能领域投入了6.75亿美元。

“用国际象棋打个比方，”他说，“我们也许会说，特级大师大部分仍在北美，但中国拥有越来越多的大师级AI科学家。”

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硅谷和中国在投资和研究上有着紧密联系，而美国AI研究社区的开放性也意味着，最尖端的技术可以轻易为中国所用。

除了像百度这样在硅谷创设人工智能实验室，包括政府雇员在内的中国公民频频出现在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课堂上。

斯坦福教授理查德·索科尔(Richard Socher)说，中国人很容易分辨，因为在最初几周过后，他的学生往往会逃课，选择看授课视频。而中国的旁听生会继续来上课，坐在教室前排。

中国在尖端技术领域突飞猛进，人工智能只是其中一项。

去年，中国还启用了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取代了另一个曾经是世界最快的中国机型。这台新超级计算机被认为是中国开始推动创新的广泛行动的一部分，他们要摆脱原来的角色，即作为一个制造中心，去生产美国等其他国家设计的设备和零部件。

新计算机的处理器是由中国自主设计的，从中可以看到要成为创新中心的意愿。此前的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使用的是英特尔的至强处理器；在该计算机上线后，美国禁止了针对中国的相关芯片出口，以期限制中国在超级计算机领域的发展。

和世界上的其他超级计算机一样，这台计算机有多种用途，本身并非一种直接的军事挑战。例如它可以用于气候变化状况的建模，或进行大型数据集分析。

但是中国在高性能计算领域的类似进步可能会用于推动机器学习研究，那将是可以用于军事的，此外还有一些典型的防务功能，比如模拟核武器测试，或破解敌方的加密。

另外，中国政府和商业技术项目之间有着相对融洽的关系，美国则不然。五角大楼近来重启了自己在硅谷的滩头阵地国防创新实验小组（Defense Innovation Unit Experimental，简称DIUx）。此举意在针对硅谷更迅速、更多变的风格，反思美国政府官僚机构的外包实践。

爱德华·J·斯诺登(Edward J. Snowden)对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监控措施的揭露，给硅谷和政府的关系造成了至今尚未修复的损害。许多硅谷公司仍然不太愿意与五角大楼走得太近，担心那样会让自己失去进入中国市场的资格。

“有一些比较小的公司，算是决定了要涉足国防业务，比如Palantir，”华盛顿智库“新美利坚”(New America)未来战争专家彼得·W·辛格(Peter W. Singer)说，他所提到的是一家由风险投资者彼得·蒂尔(Peter Thiel)参与创办的加州帕洛阿尔托创业公司。“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些大型的、著名的科技公司，它们如果接了国防合同，就别指望进入中国市场了。”

这种担忧在硅谷是很真实存在的。

“没人会公开说这些，因为五角大楼不能这么说中国，科技公司也不能，”辛格说。“但是在背后就是有这个问题。”